刑訴法修改激烈博弈:公安為破案就能隨便監聽？

    有“小憲法”、“人權憲章”之稱的刑訴法，被認為是最敏感、修改難度最大的法律，長達七年的修訂過程博弈激烈。從8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以來，截至9月14日中午，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收到了51000多條意見。

　　在北京，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等知名律師，已經主持召開多場座談會，召集律師、邀請學者逐字逐句研討草案。意見匯總整理后，本月底，他們將分別以北京律協、全國律協的名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

　　盡管有學者呼吁“不能對修法過于理想化，一些規定能夠寫進草案中已屬不易”，但一些律師認為，學者對司法實踐沒有切膚之痛，一些宣示性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受制于現實，在實踐中可能是“鏡花水月”，甚至完全走樣。

　　被告人沒有沉默權，律師沒有在場權，被認為是草案的最大欠缺之一。草案雖然新增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定，但依然強調，“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

　　全程參與草案修改的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表示，應當如實供述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是直接沖突的，應該刪除，否則就成為純宣示性口號。他說，這次沉默權沒有寫進來，是因為討論時所有實務部門都反對。

　　田文昌說，賦予被告人沉默權必然給以口供為中心的偵查機關帶來巨大挑戰。幾番討論之后，寫入草案就是“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但這種原則性的規定，在實踐中往往很難貫徹，如實供述義務的規定沒有刪除，就反映出“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規定的不徹底性。

　　北京君永律師事務所律師許蘭亭認為，立法者把“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寫進來，最現實的原因是希望借此減少刑訊逼供。而他認為，減少刑訊逼供最有效的辦法是審訊時律師在場監督。

　　田文昌介紹，在草案起草討論中，反對律師在場權的理由是，刑事偵查訊問不具備讓律師到場的條件。有人說，夜里審、隨時審，律師能來嗎？“其實這并不是問題，只要訊問時有律師在場就可以，不一定非要是辦案律師本人，可以建立值班律師制度，即刑辯律師們可以輪流去看守所值班，比如案子發生在北京，辦案律師在外地，可以委托北京律師在偵查機關訊問時到場。”他說。

　　草案把現行刑訴法中列舉的非法獲取口供的方式——威脅、引誘和欺騙去掉了，這一修改遭到很多刑辯律師的強烈反對。

　　田文昌認為，這樣修改是倒退，而且有很壞的提示性效果，原來有，現在拿掉，就使人認為，可以用威脅、利誘、欺騙、體罰的方法來取證。

　　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秘書長韓嘉毅認為，更加明確、詳細、窮盡一切的列舉才有可能遏制刑訊逼供，建議規定為：嚴禁采用暴力、威脅、引誘、利誘、欺騙、體罰、限制休息和飲食等其他心理、生理上的強制方法取證。

　　1997年刑法修訂時，“辯護人偽證罪”罪名被確立，最高可獲刑7年。有人擔心，這條本來旨在規范律師行為的規定，實踐中成為打擊報復律師的工具。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訴訟法學研究室主任熊秋紅認為，從草案目前的規定看，對公安機關和檢察院適用技術偵查措施的制約嚴重不足，只有授權，沒有限制，一旦濫用就不得了。

　　有人疑慮，目前的草案規定，批準一次技術偵查的有效期是三個月，可以連續審批，而且每次都是三個月，這就等于允許對一個公民進行幾十年乃至終身的監控。

　　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李貴方也參加了多次修法討論。他說：“我們在立法的含混性上吃過很多虧，有些條文因為一句話表述不清，而在實踐中被無限擴大化地進行了適用，這樣的情況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作者： 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