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泰興曲霞人耿鼎發及其兄弟姐妹共同撰寫的家族史書《耿劉氏和她的兒女們》已經完稿，即將由華文出版社出版。近日，該書在北京王府井書店舉辦了首發會。 1964年，因為一件民事案件的一連串錯判，使耿劉氏和她的兒女們承受了無數的刑訊逼供和15年的監禁管制。此案曾載入《江蘇省志·審判志》以及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建院五十周年紀念文集《輝煌的里程》。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刑庭庭長劉大年在《輝煌的里程》寫道：“此案為我國的法制建設以及和諧社會的形成貢獻了一個警示子孫萬代的光輝范例。” 房屋出借 引發官司 1979年12月，一個兩鬢斑白，剃著清亮光頭的半百老漢出現在曲霞鎮街頭。回到闊別10多年的故土，耿鼎發百感交集。 家中的房子經法院判決沒收歸公后，被生產隊分掉了。耿鼎發幾經打聽，終于找到了母親的租住地，母親滿頭銀絲。 當天，耿鼎發還見到了跟他同一天出獄的二哥耿鼎富。 耿鼎發曾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聲納專業第一期唯一的全優生，他何以淪為階下囚？ 耿鼎發的父親曾在曲霞鎮開酒行。1936年，父親英年早逝后，母親耿劉氏歷經磨難，撐起家業。 1944年，一個開飯店的遠房親戚跟耿劉氏協商，租下耿家空著的臨街三間店面房，給一個叫汪盛康的人居住。 耿劉氏一口應允，跟汪家立下字據：不收房錢，將來隨要隨還。 兩年后，耿鼎發的二哥耿鼎富在上海學徒師滿回鄉，想要回三間店面房做生意，但汪家感到為難，耿劉氏不好意思催得太緊。 1947年，耿劉氏再次向汪家提出收回房屋，汪家依然不肯搬。經地方干部和土改工作隊多次調解，最后訂立協議，約定汪家限時搬出。 可到了時間，汪家卻不肯履行協議。 1950年，耿劉氏向泰興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判決汪家6個月內搬遷。之后，汪家向蘇北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被法院駁回。 法院判決后，汪家拒不執行。1951年3月，泰興縣公安局強制執行受阻，汪盛康被拘留。 之后，汪盛康稱自己“曾是耿劉氏家多年傭工”，向蘇北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并向江蘇省人民法院申訴，但法院判令他限期搬遷。 1962年，經法院和當地干部群眾調解，耿家將房屋作價賣給汪盛康。 案件升級 家人蒙難 1950年，耿劉氏攜子女到上海開酒行謀生。 1953年，耿鼎發被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 在此期間，有人寫信到部隊，告發耿鼎發家是地主。耿鼎發因此遭到批斗。1957年夏，反右開始后，耿鼎發被開除黨籍。 1959年，耿鼎發恢復了黨籍和工作。 1964年，“四清”運動時，再次有人寫信到耿鼎發的部隊，控告耿鼎發有復辟行為。哈軍工派人與原泰興縣法院的同志一起調查，盡管當地不少群眾證明：耿家不是地主，房子沒有分給汪家，但最后形成的調查結論卻認為：耿家在土改時被評為地主成分，汪家居住的那三間房屋應該是土改時分給汪家的，建議省高院撤銷原判，重新判決。 于是，省高院重新判決，撤銷了之前各級法院的判決，認定“耿劉氏系工商業兼地主成分，所爭房屋和基地在土改時已分給汪盛康，耿劉氏要收回此房屋，系復辟行為”。宣布雙方所爭房屋及基地歸汪盛康所有。 期間，黑龍江省軍區軍事法院判決耿鼎發是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階級異己分子，耿鼎發又一次被開除黨籍、軍籍，全軍通報，押送原籍監督。 之后，經總政治部、國防科委和江蘇省三級法院聯合復查，發現案情不實，通知耿鼎發等待改正處理。但改正文件尚未下達，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 1966年下半年，耿鼎發聽說當地的中學生第二天要批斗他，連夜逃離了曲霞鎮。1967年2月，耿鼎發在南京被抓獲。 1967年2月，南京的造反派到曲霞抓耿劉氏和耿鼎富。當晚，當他們來到耿家時，有群眾不服，強行幫耿鼎富打開手銬，讓其逃走，由此釀成了當時所謂的“二·二四”事件。耿鼎發成了“二·二四事件”的策劃者、組織者。當時，在南京五臺山體育場，有十萬人參加了批斗大會；中央門、鼓樓廣場等設了分會場，總人數達30萬人。“二·二四事件”進一步升級，成了走資派一手操縱的反軍、亂軍的反革命逆流。造反派說，江蘇有個“耿家店”，省、地、縣都有耿家代理人。他們堅決要求槍斃“二·二四事件”的策劃者、組織者和指揮者耿鼎發；刀殺罪魁禍首、老惡霸地主耿劉氏；通緝追捕反革命分子耿鼎富。 幾天后，耿鼎發和耿劉氏被押解去泰興。沿途張貼著“打倒耿鼎發，砸爛耿家店”的標語。當母子被拖進泰興看守所時，看守所如臨大敵，所有號房小窗全被關死，所有犯人都被命令在原位坐好，不準斜視。耿鼎發被關進11號監房，耿劉氏被關進3號女犯監房。不久，耿鼎富也被抓捕歸案，被關在7號監房。 耿家母子3人在泰興看守所被關押了整整5年。耿鼎發的雙手被銬爛，露出骨頭，因為經常被罰跪玻璃碴，腿腳爛出洞。耿鼎發說，當時，他用紙棍掏膿，有時插入兩寸都不見底。 由于證據不足，1971年，耿鼎發被判處無期徒刑，耿鼎富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耿劉氏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耿鼎發回憶：公判大會上，被押上臺時，我的臉被壓到幾乎觸及路面和臺面，聽到了人山人海的嘈雜聲。聽到宣判人宣讀毛主席語錄“我們對于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時，嚇得汗如雨下。朦朦朧朧中，聽到幾個字：依法判處無期徒刑。頓時，“一股熱流涌遍全身”。 之后，70多歲的耿劉氏被送回原籍監外執行，耿鼎發和耿鼎富分別被關押在鎮江監獄和蘇州監獄。 平反昭雪 重獲新生 1979年，江蘇省全面復查“文化大革命”以來判處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當年12月，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原泰興縣曲霞鎮召開群眾大會，宣布撤銷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第二份終審判決和原泰興縣法院、泰興縣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對耿鼎發、耿鼎富、耿劉氏的刑事判決，宣告他們無罪。之后，國防科委軍事法院撤銷了黑龍江省軍區軍事法院的原判。被此案株連的10多人也相繼平反。 耿劉氏一家，除了大兒子耿鼎榮因反右斗爭死于青海勞改地，其他幾個兒女均受到此案牽連。 1985年，耿劉氏因病去世。 “母親永不屈服的精神是我們兄弟姐妹的精神力量。”耿鼎發說，等待判決期間，母親每天利用到監房天井提水的機會，用飽含千言萬語的眼神注視著關押他的11號監房的囚窗。母親還經常利用放風的機會，經過關押二哥的7號牢房前，輕輕囑咐得過肺癆的二哥：“要想開點，無論如何，身體要緊。” 耿鼎發說，他被轉往鎮江監獄前，母親扯下一撮頭發交給他，要他時刻記住：為了洗刷一家人的冤枉，一定要拼命活下去。 勞改期間，耿鼎發將政府每月發放的1元5角零用錢全部用來買技術書，每天下工后苦讀，并在書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平反后，耿鼎發恢復黨籍、軍籍，重返工作崗位——國防科技大學，多次立功受獎。耿鼎發是銀河億次全數字仿真計算機的研制者之一，是智能監控、智能建筑、智能交通等領域的頂尖科學家。退休后，他創辦了三家知名的高科技公司，至今，70多歲的他仍活躍在科研、工程、商務第一線。 入獄前，耿鼎富在玉門市商業局做財務管理工作。平反后，他恢復原職，先后在玉門市第二人民醫院、泰興市審計事務所、北京美商獨資電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財務主管。 耿鼎發的姐姐耿韻霞曾在上海人民公園、上海西郊公園、上海花圃做主管會計。她能雙手打算盤，或左手打著算盤，右手同時記賬，在上海園林系統中小有名氣。耿韻霞兩次被抄家、封門，干部職務被撤，下放當清潔工十幾年。1978年底，耿韻霞提前恢復了干部職務。1979年底冤案徹底平反，她又調任上海花圃財務主管。因為工作認真負責，1985年，已屆退休年齡的她又被單位留用了7年。 耿鼎發的三哥耿鼎盛考取東北地質局，支援東北邊防建設。冤案發生后，他兩度被開除干部職務，被發配到大興安嶺原始森林，做了十多年砍樹工。平反后，他被任命為黑龍江地礦局招待所所長，并為黑龍江地礦局創建了哈爾濱有名的山野飲樂宮大酒店。 2002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出版紀念文集《光輝的里程》，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刑庭庭長劉大年在紀念論文中寫道：“……做一個人民司法工作者，手中掌握了審判大權，關系著當事人的生死興衰命運。必須謹慎行使手中的權力，辦案件要經得住歷史考驗，千萬不能疏忽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