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首先要明確“責”之所在。現在常有這種現象：一項決策出現失誤，在追究責任時，卻沒人對此負責。所謂“人人有責”，實質是“人人都不用負責”。出現這種現象，固然與一些人遇見利益就攬、遇見責任就推有關，但客觀地說，也有一個責任主體不明的問題。對一些工作任務，我們往往習慣于提出許多原則和要求，但卻沒有具體指明誰是責任人，誰該負哪個環節的責任，也就是職責不明，導致工作不落實、事情沒人做，使“問責”成了擺設。 問責要明確權與責，做到權責平衡，有多大權，就該擔多大責。事實上，當責任分解到具體的人身上，責任就會變成一個很清晰的壓力和動力，促使個體去自覺履職。也只有當責任的主體明確后，問責才能有效地施行。 問責制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起到監督干部、促進工作的作用；用不好，責任“問”得太輕會流于形式，“問”得太重可能挫傷干部的工作積極性。行政問責制應貫穿于政府管理全過程。讓問責走向常態化，意味著問責不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對黨政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后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問責，不應是“人問”，而應由“制度問”，這是避免問責“雷聲大雨點小”的根本所在。 問責制度建設的核心內容，是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努力形成權力運行監控機制，規范制約權力的運行，形成有權必有責、有責必施問、有錯必追究的工作機制。哪些屬于問責事項、如何問責、問責后應該如何處理等，都需用一種長效機制固定下來，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真正有效的“問責制”，還要有群眾的廣泛參與。沒有群眾的監督，問責就不可能取得滿意效果。（作者單位：泰興市紀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