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評傳》序

    □李修生

    2006年秋，有朋友自揚州參加學術會議回京，帶來蔡文錦校友惠贈的著作 《陶淵明詩文補新解》。這使我憶起一段四十年前的往事，四十年前，也就是人們都不能忘記的時間1966年。我于1961年參加高校文科教材 《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1963年教材編寫工作結束，1964年下鄉一年。1966年擔任畢業班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任務。我此前雖然教過中國古代文學課，但這一次是我參加編寫全國高校文科教材 《中國文學史》教材后，第一次運用這部教材在學校進行系統的教學，并承擔著進行教學改革實驗的任務。當時我是非常積極認真，學生們也非常努力。我記得當時的課堂討論異常激烈，延長時間都不能結束。可是誰知道 “文革”的風雨會來呢？誰又會知道它會以什么方式進行？我們正在全神貫注地討論關漢卿的《竇娥冤》，卻突然要我帶學生們到第一機床廠勞動；我們正在按著廠方的安排進行勞動，卻突然有人說這次安排是北京市委搞的 “大陰謀”，目的是轉移運動的方向，要求我們立即回校參加運動。由于我是帶學生們勞動的教師，我就成了這次 “陰謀”的參與者，又因為我參加了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參加高校文科教材的編寫，也被列為 “黑線人物”，自然的從與同學關系密切的教師轉換為受批判的對象。也正因為如此，我這一學期和同學們相處的時間留下了許多不同的記憶。在時代的風雨中，經歷了許多磨礪，也看到了人的多面。此后，我與這個班級的同學多人保持著聯系，有的同學雖然沒有聯系，但一旦會面，仍有著特殊的情緣。蔡文錦校友是屬于后者，我們是四十年來全無聯系的。我知道他是一個專注于治學的人，在江蘇省揚州中學讀書時，就師從篆刻名家蔡巨川、孫龍父先生學習治印與詩詞。來北京師范大學求學時，蔡巨川先生的夫人陳友枝先生又專門寫信，將他推薦給余冠英先生。他學習寫舊體詩詞，1962年10月，余先生在他的稿本上題詩勉勵：
    一、
    子美詩稱史、江河此上游。
    舊瓶新酒住，生活是源頭。
    二、
    作詩貴活句，圓轉彈丸如。
    人民唇吻上，自有活詩書。
    余先生還借清代著名的 《詩經》學家馬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給他讀，還和他談《詩經》和陶詩、李杜詩，談治學方法。受余先生的影響，萌生治 《詩》、治 《陶》、治《杜》的想法。畢業后，他四十年中在中學任教有十多年，無論在中學或是大學他都承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但還是完成了他為自己定下的目標。收到他的這部書，我真的非常興奮。雖然四十年未見面，一個專心治學、心無旁騖的蔡文錦的形象出現在我的腦海里。我還沒有來得及寫信與他敘談，他又告知一部關于王念孫、王引之評傳和揚州學派學譜的著作也已完成初稿，并邀我寫序，這確實給我出了一道難題。我平日不敢為人作序；王念孫、王引之是語言學大家，我沒有研究，更是無法寫的。但他勤奮篤厚的形象又使我無法拒絕。我只能就我所知他寫作的緣由，寫來作為引言。北京師范大學有很深的國學傳統，老校長陳垣先生與劉盼遂先生、啟功先生、陸宗達先生、蕭璋先生、俞敏先生、許嘉璐先生、鄒曉麗先生等都推重 “高郵王氏之學”，他在校時就深受影響。啟功先生從1982年到2002年，四次到揚州，2001年5月，啟功先生到王氏父子故居瞻仰，2002年4月在揚州講學。啟功先生認為：揚州是 “清朝文化、經濟的一個樞紐”， “清朝乾隆以后最重要的文化全在揚州，像王念孫、汪中、焦循、江藩等人就云集于此”。 “清朝學術”以揚州最盛， “到了寫一本 《揚州對清朝文化的影響》的時候了”。 （參見 《啟功講學錄》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這些先生的話，自然成為他寫作的助力。再者，近二十余年來，揚州學人關于揚州學派的研究又非常熱火，以揚州大學為首組織了多次揚州學派學術討論會，并與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劃”成員交流，聯合組織了 “海峽兩岸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揚州學者發表了二百多篇論文，近二十部專著，研究涉及揚州學派總論和揚州學派代表人物。蔡文錦校友是江蘇省泰興市人，又在揚州科技學院工作，他自然會關注并投入揚州學派的研究。我期盼并祝賀他取得的成績。

《國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評傳》作者簡介

    蔡文錦，江蘇省泰興市人，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揚州科技學院教授，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已出版 《李審言評傳》、 《泰州學派通論》、并著有 《杜甫專家詩編年評注》、 《錢鐘書 〈槐聚詩存〉注釋》、《詩歌寫作學》等。主編 《大學語文》、 《公文應用文教程》與 《新聞寫作學講義》等。論文兩次獲省哲學社會科學獎。主要研究方向：古典詩歌、學術史。